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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大學生自殺原因事關生命，不能不慎重對待，正本清源才能取得預防效果。
2017年，大學生自殺事件接連出現。1月11日，山東大學一女生被發現在出租屋內上吊自殺，被發現時已身亡四天﹔2月27日，廣西大學一在讀研究生燒炭自殺死亡﹔3月4日，渭南職業技術學院農學院一名大二學生在宿舍內上吊身亡﹔4月11日，廈門華廈學院大二在校女學生因卷入校園貸選擇自殺。（《法制日報》4月23日）
大學生自殺事件頻發，引起公眾的關註，原因何在，如何預防，又應如何成立有限公司該由誰來承擔主要責任，各路專傢各說各話。筆者認為，分析大學生自殺原因事關生命，不能不慎重對待，正本清源才能取得預防效果。
研究自殺原因有三條主要途徑，一是生理，二是心理，三是社會。由於人被認為具有自由意志，自殺被認為是自主行為。所以，自殺者的心理動機就被排在原因分析的第一位。其實未必。比如自殺原因排名靠前的抑鬱癥，就不完全是心理原因。因為抑鬱癥是一種器質性疾病，絕對不是個人想不開，用心理疏導就能解決的問題。嚴重者必須就醫服藥，才能取得療效，歸入生理性疾病更加合適。
至於自殺行為背後的心理原因，討論很多，但絕大多數隻是就現象論現象，看到瞭自殺前的心理過程，卻沒看到引發心理變化的非心理因素。討論瞭半天，除瞭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，想不出其他辦法。而隻要背後的原因得不到消除，造成自殺行為的心理糾結就難以消除。
比如，今年以來已經不止一次發生的大學生因“裸貸”遭遇逼債而被迫自殺事件。倘若沒有“裸貸”，至少這一類自殺就不會發生。現在對“驢打滾”的貸款利率、違法的高利貸性質和用大學生尊嚴做抵押的經營手段監管不力，卻要求學校“加強大學生教育”，不是揚湯止沸，就是緣木求魚。放著工廠排放廢氣不管，隻要求個人戴口罩，不會被台中公司行號登記認為是最愚蠢的治霾對策？
今天的大學生承受的壓力巨大，來自方方面面，其中當然有教育乃至學校方面的因素。但更多的是社會原因，教育原因往往隻是社會原因的表現形式。應試教育常被認為導致大學生心理脆弱的原因，並因此將其與自殺掛起鉤來。其實，教育領域中的激烈競爭隻是更加激烈的社會競爭的反映。如果不是對“階層固化”的焦慮，擔心孩子進不瞭“上層社會”甚至成為“中產階級”，會有那麼多傢長逼著自己和孩子一起“頭懸梁錐刺股”？如果不是開放金融卻疏於監管甚至放棄職守，讓“裸貸”泛濫，會有那麼多大學生前赴後繼上當受騙？
因為大學生的生活環境主要集中在校園內，自殺也主要發生在校園內，所以學校首當其沖成為公眾和部分專傢眼裡的“第一責任人”。其實不然，今天大學生絕對不是“象牙塔”裡的修行者，各種商品、各類營銷很少有不以大學生為對象的，不是有地方已經開始試點，讓大學生“自願繳納公積金”嗎？連穩定收入都沒有的大學生，卻要籌資繳納公積金，這難道不是與把大學生挾持瞭做人質，讓傢長掏“贖金”如出一轍？如果有大學生昏瞭頭，傢長不給錢，就自己去“裸貸”，最後發生自殺事件，這問題到底出在“公積金新政”“金融創新”，還是學校教育不夠上？
大學生自殺隻是冰山一角，高速轉型的經濟和社會環境，才是水面之下風險聚集地。大學的管理者和教師必須承擔起自己的責任，但過多地將責任歸之於大學，隻會助長各種惡性“維權行為”，既不利於維護正常的教學秩序，不利於營造大學生良好的成長環境，更不利於找到影響大學生自殺的原因並有效預防之。
（作者顧駿 系上海大學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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